在我四十年前写的关于奴隶制经历的第一篇叙述中，以及此后的各种著作中，我向公众提供了我认为阻止我逃跑的非常好的理由。实质上，这些理由是，第一，在奴隶制存在期间的任何时候，主人都可能利用这种出版物来对付奴隶，并防止任何可能采取与我相同手段的人将来逃跑。第二个原因是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对沉默更有约束力：公布细节肯定会危及援助者的人身和财产。在马里兰州，谋杀本身并没有比帮助和教唆奴隶逃跑受到更严厉、更肯定的惩罚。许多有色人种的人，除了帮助逃亡奴隶之外，没有其他罪行，像查尔斯·T·托里一样，死于监狱。在我的家乡和全国废除奴隶制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迄今为止所观察到的谨慎已不再必要。但即使在废除奴隶制之后，我有时也会说，虽然奴隶制存在，但有充分的理由不告诉我逃跑的方式，既然奴隶制已经不存在，就没有理由告诉我，这足以让我感到好奇。然而，我现在将不再使用这个公式，并且尽我所能，努力满足这种非常自然的好奇心。如果在与我逃跑有关的事件中有任何非常英勇或激动人心的事情，我也许会更早地屈服于这种感觉，因为我很抱歉地说，我没有这种事要说；然而，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，敢于冒着被背叛的风险的勇气，以及在必要时敢于面对死亡的勇气，是这项事业的基本特征。我的成功归功于我的努力而非勇气，归功于好运而非勇气。正是这些人为我提供了逃跑的途径，他们正在制定法律，使我在奴隶制度中更安全地受到约束。